自古以来，户籍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户籍可以治罪、户籍决定阶级，户籍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不只如此，许多人们对于古时做官和浪迹天涯的想像，都将因户籍的种种限制而打破。

流浪是想像，种田才重要

历朝历代，对于统治者来说，户籍政策一直都是人口管理的重要手段；他们为了有效掌控辖下版图，不断研拟出日益复杂的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系统，并限制不利于统治的人口迁移和阶层流动，以便有效进行管理和控制。然而，当户籍政策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和部分阶层的特权后，接下来影响最钜的便是人口的移动：人民不老老实实守著土地，谁来种田纳粮？人民想四处游走做生意，谁来当兵服役？人民都想挤到京城，帝都如何能承受？所以从小说和戏剧中，看到胸怀大志的侠客行走江湖，浪迹天涯的描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相较于平民，读书人也比较有机会出门游历，特别是明朝把读书人当成是特权阶层，一旦成了生员，那么享有的特权就远多于平民，加上很多读书人出自书香门第，世代读书为官，家境不仅富裕，也有庞大的关系网，所以他们想出游问题不大。百姓就不一样了，绝大多数王朝不容许百姓自由迁徙，连和尚、道士都要登记在册。以秦代商鞅变法为例，当时法规明文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人民若不得已要在外过夜，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同治罪。总之，这些措施就是要百姓乖乖地待在家乡种田，做好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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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皆下品，唯有户籍高

户籍政策影响的可不只有老百姓，对达官贵族也有影响，甚至还逐渐演变为明显的社会阶级。举汉武帝时期的将军杨仆为例，由于当时长安、关中户籍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他的地位虽已相当于今天的军团司令，又饶有资产，却因为没有长安、关中的户籍而被人耻笑。杨仆最后上书武帝，请求自费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汉武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很高兴，因为他刚好想扩大关中的范围，便立即批准。最后，杨仆如愿改变身份，合法取得关中户籍。从杨仆的故事可以发现，户籍之于社会地位的重要。

此外，户籍对于读书人更是重要，古人有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但没有好的户籍，书读得再好都没有用。我们所熟知的科举，各个朝代分配给各地录取生员和进士的名额，就是按地方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人口多寡来决定，所以想挤占名额，户籍身分就非常重要了。只能说，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光十年寒窗苦读是不够的，也要投胎投得对！

管制用其极，刷脸也盛行

不过，对于统治者来说，人口管理可没这么简单。不管在哪个时代，要全面而准确的统计人口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些现象也因此层出不穷，例如为了避免赋税而瞒报人口、因为重视男丁对妇幼人口漏报等。因此，历朝都有依当时的时空背景做出相应的户籍政策，并根据社会变迁做出适时的改动。

隋唐时期，更将每个人的相貌特征登记在册，以便进行身分核查，史称「大索貌阅」。不仅如此，唐朝还把户籍重新分类，分为编户和非编户，前者为良民；后者为贱民，形成了社会阶层。宋代则强化了等级差别，并设立「坊郭户」，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户籍登记上的区别。到了明代，户籍制度的最大的特点，是把人口和土地登记分开，同时采取措施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增强了户籍对人口流动的制约。要想外出，需有官府发放的「路引」。而清朝因实行「摊丁入亩」，管理上相较于明朝有所放松，规定了入籍条件，老百姓不再被死死的束缚在土地原籍上。

永远的追求：无差别对待

综观各朝规范，可以发现这些户籍政策最大的目的，就是提供主政者强化统治力的工具。为了更大程度的巩固权力，统治者尽可能地将老百姓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形成长期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只有利用户籍制度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通过世袭的职业加强对人口的控制，让老百姓各守本业，才能使社会在统治者的控制下有序的发展，实现统治的稳定。

现今，中国大陆采用的户籍制度也受到各个朝代的影响。早前大陆户籍分非农业和农业两种户籍，不同户籍的人享受的待遇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保障等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利。不过在经过一些改革后，大陆对传统户籍制度有了更合理的变化，让户籍回归其登记人口的本质，让每个人都能受到无差别的对待。总的来说，这是户籍制度的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