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向往的还是躺在草原上、在天幕底下，恣意斜躺在蒙古包里，身旁有有牛羊经过，耳边是风的呼啸、虫的鸣唱，静静翻著书页阅读。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读书环境，放学回家就要去牧羊，也许羊还会把书吃了……」──蒙古裔文化人类学家．杨海英

在许多人的想像里头，游牧民族的生活应当是不乏浪漫气息的──春去秋来，草原人家的作息彷彿与时序的迁延同步，家园没有边界，行动不受羁束，只要携著方便拆搭的毡帐以及成群牲口，就能够在旷野之中自由自在地来去……

不若传统华人社会奉行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蒙古族自始至终都是一支在马背上驰骋的民族，其居无定所的生活乍见沾染几分漂泊况味，实际上却是民族和自然环境历经千百年磨合后所诞生的互动模式。

大体而言，在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移动周期并不固定，短则数日长则数月，移动的范围也并不总是穿山越野的长途跋涉，而可能只是近程「微调」。此间搬迁与否的关键，首先取决于供给牲畜的草料与水源是否充足，其次考量季候和天气的变化，最后，则可能为了逃躲灾祸（诸如战乱、掠夺、疫病等）而拔帐离去，藉以将整体损害降到最低。

就规模而言，有些牧户彼此形成聚落般的集团组织，是以每一回移徙总不免出动大量的幌车、穹帐家什和成群牛羊，俨然构成另类的壮观场景；有些则维持家族型态，在不同的草场间策略性地回环往复，寻求最理想的放牧环境，并与其他家族保持宽泛的联系关系──这样松而未散的人际网络，不仅能有效减轻彼此因争夺资源可能产生的摩擦，也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提供了相互扶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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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零中的游牧生态

假若农业文明看重的是各类谷粮果蓏的收获，那么游牧民族不啻以牲口生养的数量，作为丈量生计的标准。

尽管游牧生活的经济型态属于粗放式经营，但是作为牧民，仍须按照牲畜的生理特质和食性分群放牧，如同《清稗类钞》中所提示：「牛羊群相间而牧，翌年之草始匀；牛羊马驼性质不同，而食草之宜不宜则一。」「牛羊马所饮之水味不宜咸。咸水惟驼为宜。」这些知识细节成为日常劳作的部分，系枯荣有时的游牧生态于不坠。

只不过，「游牧｣作为一项高度仰赖外部环境的产业活动，牧民在养家糊口之余，尚得照料众多牲畜，过程本属不易；若适逢流年不利，遇上白灾（酷寒）、黑灾（干旱）和沙尘暴等极端气候，往往落得入不敷出的蚀本下场，更不提各种人畜疫病的扩散传染了。

近几十年来，受气候变迁和人为不当开发之累，蒙古草原上多处地方已生发沙漠化现象，粮草的匮缺使得牲畜蓄养的难度与日俱增，再加上牧区本缺乏稳定的医疗支援和就学、就业环境，这些变项无疑都为传统情境中的游牧生活埋下了隐忧──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中，就曾呈现牧区受伤的妇女因救护车未能及时赶到，并且个人缺乏医保等因素，最终不幸故去的真实情况。

上个世纪九○年代起，随著首都乌兰巴托的急剧发展，蒙古有愈来愈多游牧人家为现代化生活所吸引，纷纷转型为定居模式；他们撇下了草原牧场，就此扎居于城市边缘，毡帐激增处，甚至形成一片连緜的「蒙古包区」……

或许有朝一日，「草生碛里见牛羊｣的游牧场景，终将自历史的舞台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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