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艺术的总舵所在地，立城不过四十载的深圳，一没有高等美院，二缺乏文化积累，「艺术村」的底气，从何而来？

产业转移，造就另类艺术村

行走世界各地，注意过挂在餐厅、旅馆墙上的油画吗？这些作品当然不可能出自什么伟大的艺术家之手，在艺术圈内，称它们为「行画」，是起源于复制欧美的艺术品方法，在临摹名画的基础上融合流行趋势加工，是艺术圈的快速消费品。出身广东的商人黄江一九七五年便在香港弥敦道租了间画室，以小作坊的方式量产油画，几年以后出于人工成本考量，他逐渐将发展触角伸展到澳门、福建和深圳，一九八〇年代末，他和合伙人在深圳罗湖黄贝岭的工厂租金飞涨，黄江决定出走单干，他将画厂搬至关外，锁定的即是当时还是一片田野，居民不过三、四百人的布吉大芬村。

走向世界的「中国梵高」

该如何理解这群埋首客家庄里，手持颜料与彩笔的绘画者？比起艺术工作，他们是不是更像专业技工？当富士康员工在流水线上孜孜不倦，大芬村里的画工也未曾停歇，二〇一六年发表的纪录片《中国梵高》试图挑战这个刻板印象。

「有一天晚上，梵高真的出来，跟我画的一个样，当时梵高问我，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我说，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这时候我手伸过去，他突然就不见了，这一下我就醒了──原来是个梦。我一个晚上没睡著，满脑子都是他，都是梵高。」纪录片一开始，镜头特写了赵小勇的脸，身为观众，很难不被说服──他是真的热爱艺术、热爱油画。因为这部影片，这位出身湖南农村的中国人甚至在某些国际影展上有小范围的露脸机会。

我在大芬村内请教其他画工对赵小勇的看法，获得的答案很有意思。「我们看不上他，」一位画龄二十年的大姊告诉我：「我可以带你到几家画室，（他们的）梵高画得比赵小勇好多了！」那为什么赵小勇能出名？「有团队运作呗！」她说，赵小勇红了以后，收了好多画工，不断压低工资，一幅六十公分乘五十公分的画，工资是四十五元。得多少时间能画完一幅画啊？「熟练一点的画工，一天十幅！」大姊答得爽快。身为一位旅行者，我竟然在几位画工身上读出了文人相轻的味道。

不问背景，只问打拼

是商业，亦或是艺术追求？喻扬清的说法，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戴副眼镜，气质斯文的他大学唸的是法律系，十多年前离开公职到大芬村打拼。他说，政府有意识扶植大芬村的艺术发展，提供低于市场租金的画家公寓，组织写生活动，给予补贴，更吸引人的，还是不问背景，只问勤奋的打拼精神，一如深圳的气质，每天都在变化。从事艺术工作，喻扬清言谈之中却比商业菁英还要进取，他形容自己在深圳的生活「每天都困难重重，但我也很明白，眼下没有退路，这条路上已经挤满了人，只能继续往前走。」在重重困难中持续向前走，大概便是大芬从一个数十名画工小村落，发展成万人艺术村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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