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唐僧西游，日僧同样西游，西游终点正是大唐帝国。

没有交通工具的时代，僧侣渡海取经，心理上基于宗教热情，实质上凭藉政府资助。

经由圣德太子摆平尊佛斥佛两党斗争以后，佛教正式成为日本统治国家的方式之一，莘莘学子领著奖学金前仆后继来到中国，带回当时公认为尖端科技的学说。

而这一条万般险阻的西游之路，开启的不只是宗教往来，也是经济、文化、知识的交通。

打从圣德太子颁布「笃敬三宝（佛法僧）」条例以来，日本便有意透过佛教作为国家经营的中心德目，却也因此发展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佛教流派。

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

日本佛教，几乎是以护国团体这样的公家机关形式纳入政府体系的。奈良时代僧侣的礼遇较诸唐朝尤有过之，相对地，他们同样必须肩负某些义务，比如祈祷、研究、医疗等等，当时日本僧侣可以说是高级公务员。

如果说僧侣是公务员，则寺院是各级部门，有其建制及阶层。有鉴于佛教只在首都圈子／上流社会之间流传，为了普及全国，圣武天皇下令各省各县设置功能宛如市政府的国分寺，而位于奈良的东大寺正是全国国分寺之首，如此向下扎根，达到「从地方包围中央」的护国作用。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奈良地理位置在京都以南，往后多以南都称之，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也称为南都佛教。南都佛教除了「国有」色彩浓厚以外，另一特点则是学术意味浓厚。当时，国家寺庙就像中央研究院，下辖诸多派系学院，有系主任，有正教授、副教授、研究生。每一寺院或有自己专精的宗派，却也不吝旁征博引、彼此论辩（空海著作《三教指归》即假想三人论战，藉以讨论儒释道三教优劣，可以想见当时论辩风气十分盛行），在此情况下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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