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大夫自古背负了山大般的压力，又要「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又要「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不是凡人可以胜任。然而春秋以降，士的定义一再演化，早早溢出了孔子原先聚焦的品格范畴。倘若如段玉裁所说，能事其事者曰士，那么汉代以后社会对于士人会做的事、该做的事，似乎惟有一种解读，就是当官。

我不是在当官，就是在当官的路上

春秋战国成为中国思想灿烂勃发的时期，原因其来有自。累积近八百年的周文制度（周朝的行为准则、范式规章），在东周中叶濒临崩坏，由于王纲解体，历史自此打开了一道裂缝，诸子百家便应运而起。在社会剧烈动荡，居下不安，居上亦不安的乱世，哲人针对眼下难题，纷纷提出解决之道。东西哲学的黄金年代时间点相仿（孔子与亚里斯多德仅相差百余年），意义却大不同。这时候的中国哲人关注的是现世人生，如何让思想对应到人民。

既然关注的是现世、对应的是人民，儒学很难不使士大夫们步向功利一途。即便此一功利，未必是个人功利，至少也是国家的功利。尤其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于打通了儒者报效君主的通道（反观汉初官员多为沙场上建功立业的莽汉）以后，这套「学而优而仕」的公式至此定型，千百年来根植华人社会的意识层、下意识层、潜意识层。

科举之前，原来是察举

可是，有美玉于斯的士人儒人何其多，不能总是待价而沽，政府必得发明一套有效选材制度，以免韫椟藏诸。

施行千年的科举颁布以前，两汉拔擢官员的方式是招荐为主、策试为辅的察举。由朝廷不定期颁布科目，各地郡县依循比例（比如每两年一举、每廿万人一举等等），推选名实相符的人才进京，最终通过中央复试者得以任官。与科举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复试（无论笔试或面试）并非决定因素，旨在分别职位高下。

丞相也是来自推荐甄试？

刘邦有诗，脍炙人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寥寥数语，道尽求贤若渴心思。而他也确实下了一道谕令，期望征得「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然而这里所谓贤士面目模糊，没有明定细项标准。后来颁布的察举科目同样毫无规则可言（东汉光武帝始正式确立），有的要求孝廉秀才、有的要求贤良方正、有的要求明经明法，甚至出现擅长阴阳灾异一类条件，名目繁多堪比如今大专院校推荐甄试。

出头三十六计，内容三十六门

根据《宋书》，刘义庆简素寡欲，与社会不同阶层皆有交往。尽管出身宗室，其识见与器量不能与纨裤子弟一概而论。兼之《世说》作者不只一人，刘义庆单单企划主编（可能心血来潮撰作几篇），则该书应当容纳了其余主笔的眼光，视角丰富有机。且《世说》既然作为小说而非历史，目的不在梳理因果、判定功过，而是还原人物的正面、背面与侧面。同样一个魏文帝，可以出现在〈方正〉，也可以出现在〈尤悔〉；同样一个王蓝田，可以出现在〈赏誉〉，也可以出现在〈忿狷〉。

©图虫创意

谁说古人不懂feat. ？

名士阶层的出现，大大颠覆社会对于「士」的想像。于是这才想起，早在独尊儒术以前，所谓的士可以很多元，鸡鸣狗盗是为养士、徐福苌弘是为方士、荆轲刺秦是为侠士。套句孟子的话「何必曰利」，魏晋六朝确实何必曰利，即使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只要德智体群美合乎其中若干，甚至如袁宏道所说「但有殊癖，终身不易」，同样是为名士。

然而，名士名士，在士之前，还须有名。为了成名，则不得不仰赖口耳相传的自评、他评与互评。一如当今歌手网红时常相互跨刀、彼此提携、共享声量，魏晋风流文人早已娴熟此道，甚至筹组男团、客串演出，也就是所谓的「feat./」。如此你品中有我、我品中有你，声名日益壮大，却也因此出现为名而名、为士而士的沽名钓誉现象。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