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藏经洞被发现前，莫高窟千佛洞历代的艺术遗产便率先获得各界认肯。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齐教授（ Lajos De Loczy ） 在考察地质途中行经敦煌，亲睹了千佛洞之美。一九〇二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东方学大会上，这位地质学家对于千佛洞的精美壁画和丰富的塑像，做出相当高的评价，以为冠绝东方，而这些叙述吸引了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 Marc AurelStein ），将敦煌列入他第二次 中亚考察的路线目标。

斯坦因  ©资料片

冒充玄奘取经的洋和尚

一九〇七年春天，斯坦因在前去新疆以东考察的路上，由一位土耳其商人扎希德伯克口中听说敦煌莫高窟发现一批古文献，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敦煌；他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推荐下，聘雇一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为秘书，蒋孝琬的古文功底不错，也成为斯坦因考察敦煌的居中买办人物。

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决定不与王道士讨论学术与考古；相反的，在蒋师爷与王道士的闲聊过程中，斯坦因侧面得知王道士十分崇拜《西游记》中的玄奘和尚，便佯意说道：「当年唐玄奘前往天竺取经，如今自己却是从印度跋涉，也是来取经的 ──你发现的藏经洞和我的到来，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的。」这番似是而非的说辞，复加上蒋师爷的敲边鼓，使得斯坦因俨然树立起东来取经的洋玄奘形象。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王道士将一卷卷的文书由窟洞中抱出，任由蒋孝琬和斯坦因挑选，最后则以二百两马蹄银的低廉价格，取得了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其他古物等五箱，斯坦因在给好友阿伦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这个价钱在欧洲，也就能买到一片梵文贝叶外加几件古物而已。」一九〇七年夏天斯坦因离开敦煌，同年秋天，复修书一封予王道士，并安排蒋孝琬秘密前往千佛洞，又从他手中取得二百三十捆文书、手稿三千多卷写本 ── 斯坦因最终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后来主要收入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

法式的精选工程

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二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Eugène Pelliot ）一行人来到敦煌，这是由于前此他听闻敦煌藏经洞文献的事，并曾亲眼目睹藏经洞中出土的唐人手稿，让他感到极为震撼，于是决意立即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画，日夜兼程赶到敦煌。

同年三月三日，伯希和总算进入藏经洞，这位精通十多种语言的汉学家，立即被眼前珍贵的文献和器物震慑住了！往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守著昏暗的烛光，以每天阅读一千卷的飞快速度披沙拣金，选出标有年代、带有题记的文献以及非汉语的文献若干，他整理出最精华的七千卷文书，并以五百两银子换得 ──虽然就量而言无法和斯坦因分庭抗礼，但其内容却是藏经洞写本当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虽然清廷已下令将藏经洞文物运送回京，但王道士却老早将个中精粹私藏起来，而这也引发另一波的盗宝行动。伯希和之后，日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探险家以及俄国的东方学者鄂登堡（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 ）也先后来到敦煌， 其中，又以美国学者华尔纳（ Langdon Warne ）的窃取方 式最为粗暴！他利用化学溶液剥离莫高窟十余幅唐代壁画精品，有时甚至迳使用刀铲，直接将壁画铲下、切分成残片带走；当他再度率考察队前去莫高窟时，因老百姓愤然抗议，并发动群起监视和抵制，他才草草结束相关行动。

至此，各国探险者在敦煌的盗宝行动才画下句号；不幸的是，藏经洞的文物精华亦已星散于世界各地。斯坦因等人窃劫敦煌遗书的消息频传，降及一九〇八年冬天，清廷迫于舆论压力，遂下令将所有残存经卷运到北京广化寺，期间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如此周折再三，后世研究者因而推敲出结论：「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中，以英国最多、法国最精、俄国最杂、日本最密，中国则最散。」三言两语，道尽了敦煌遗书历经的劫难。而史学大家陈寅恪更由衷发出感喟：「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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