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〇年代的中国，由于正值内政、外交的反复煎熬，社会屡屡呈现屼臲不安的氛围； 而在这样战乱频传的世局中，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却自甘舍弃原本丰足的生活， 决意前往远东前线行医，为了实践共产主义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

一八九〇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 Gravenhurst ），本名HenryNorman Bethune的白求恩，自幼成长于宗教气氛十分浓郁的家庭；尽管父母亲均为教会神职人员，然而白求恩日后却选择踵继祖父的行医志业，更因个人的生命经历而获得别样的思想启蒙，自此走上共产主义的无神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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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白求恩不意感染了肺结核，为免疫疾进一步扩散，他只得暂别妻子，独自前往美国东北部的疗养院避居──这样的疾病在当时虽非不治之症，却犹仍以高死亡率和高传染率，令群众闻之色变。除却休生静养，期间白求恩研阅了一篇讨论人工气胸新疗法的文章，他在评估过后便决意放手一搏、以身试术，幸亏过程一切顺利，其病况果真也随之好转；也由于此次罹病的经验，促使他开始思索疾病与阶级的潜在关系：「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前者能康复，后者却只得等死。」个中差别，无非在于其所掌握的资源多寡罢？换言之，疾病本身不唯表征生理状况的异变，背后或还指涉更广大的社会结构议题。

意识到这层关联后，白求恩更加坚定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心志。一九三五年，从莫斯科国际生理学大会归来的他，开始大力鼓吹社会主义式的医疗制度，并正式成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此外他更曾以支持国际反法西斯志愿者的身分投身西班牙内战，组织流动输血队、参与战地医疗等救助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白求恩在一场宴会上遇见了来自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听闻陶行知介述卢沟桥事变以降中、日抗战的局势变化后，白求恩遂向他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同年年底，白求恩即转赴纽约，并接受国际援华委员会的资助、组建了一支联合医疗团队，为接下来的远东之旅进行准备。

从泰西到远东

于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距这次会面不过月余光景，白求恩便率领一支新近成立医疗的团队，投身晋察冀边区（即今山西、察哈尔、河北一带接壤之地）的救治工作。羁旅异地期间，白求恩一方面指导当地的匠师，协同制作简易的手术用器具，二方面则加强医护人员的技能培训，并尽可能普及急救、清创等基础知识；尤有甚者，他还设法替医护学校撰作教材，鼓励地方百姓踊跃捐血给亟待手术治疗的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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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其所奉为圭臬的名言：「医生不应当坐等病人上门问诊，反而应该主动前往病患的身边。」担任晋察冀军区医疗顾问的白求恩日夜逡巡，一步步打造他的「流动野战医院」──他跟随大打游击战的共军出入险境，又能运用破庙、废宅等空间布置出简要手术基地；据历史学家史景迁（ Jonathan D.Spence ）描述，尽管一切因陋就简，但「假若日军接近流动医院，而当地部队又无法阻止日军前进，白求恩等人在十分钟之内便能收拾一切器材，安然撤退。行动不便的伤员则藏身当地村落⋯⋯」行事如此利索，自然能于喋血沙场发挥机动性医疗功能。

综览白求恩在中国行医的历程，实则未届满两年，可是他所放射出来的能量，却是同时代的许多医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在他逝世后，毛泽东特别撰作〈纪念白求恩〉一文，纪念这名身先士卒的先驱。降及一九七〇年，中、加二国宣告建交，在双方著意的推波助澜下，复使白求恩之名再度浮出历史地表，由一位战地医者的身分舁升至跨国英雄的地位──相较于生前，此番戏剧化的哀荣，或许也是他本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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