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七年首批世界遗产成功登录后，中国大陆便刮起一阵申遗热潮，历时卅余年，方兴未艾。

这股高涨的热情背后，并不仅仅出于文化保护目的，貌似更多著眼于「金字招牌」傍身后，来自中央政府的开发资金挹注及巨大门票收益。二〇〇〇年，山西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后，隔年门票收入立即翻涨三十倍，足以一窥其经济效益，更别说还有长城、兵马俑、九寨沟等经典景点的珠玉在前。

惊人的开发收益、对民生经济的肉眼可见的改善，结合地方官员对争取政绩的需求，三者一拍即合，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申遗狂热──上至省级政府下至地方单位，争相举债投入人力物力，只求搭上这班经济发展高速列车。

据中国大陆世界文化遗产资讯产业中心资料，中国大陆总计有两百多处地点正积极筹备申遗，其中六十二处纳入预备清单。假设每一项目耗时五到十年筹备，少说得投入几亿人民币资金，钜额前期投入，使得一朝「鲤跃龙门」之后，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大肆开发与天价门票。最终，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遭受人为破坏。

本质上，经由利益驱动的中国式申遗，与世界遗产计画「保护濒危遗产」的初衷并不相容──文化资产的维护与保持所费不赀。近年来，早期热衷申遗的欧美大国纷纷因不堪重负而停止申报，比如美国在一九九五年后就不再积极参与，而将相关资金转移到国内遗产保护；英国也于二〇〇八年宣告，由于维护和修葺费用远大于旅游效益，因此决议退出。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民间渐渐酝酿出对申遗狂热的反思，一如今年三月甫卸任的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所说，「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绝非唯一选择。」成为世界遗产更多地意味著保护全人类共有遗产的责任和承诺，远不仅是观光开发的宣传手法，相关单位应「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

终归，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杀鸡取卵式的申遗路只会越行越窄。适逢近年中国大陆也许有望取代义大利，成为世界遗产总数最大国，是该暂缓脚步，思考如何平衡保护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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