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 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 美國知名教育家、哲學家 ‧ 杜威（ John Dewey ）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正當北京大學忙著張燈結綵、慶祝建校一百二十週年之際，不少學者和文人亦紛紛提筆撰文，懷念兩個甲子以來時移事往的黌宇歲月。由物理時間推算，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始建於一八九八年，是全中國首座官辦的現代大學；可是它的金字招牌，卻是要留待近三十年後，才為來人所拭亮──這名來人，就是公認的「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資料片

看似順遂美滿的仕途，卻未能阻擋他對世事時局的思索。彼時戊戌變法方告失敗，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風流雲散，換言之要由體制內介入維新的想望等同落空；出於對朝廷的失望，蔡元培決意辭官回鄉，轉任紹郡中西學堂總理，但其推行新學的理念，復又與在地保守勢力產生衝突。

這些不順遂的際遇，逐步將他推往更加基進的路數。一九〇二年起，他先後組建愛國學社、光復會，更加入密謀起義革命的同盟會；民國成立以後，在孫中山的邀請之下，蔡元培接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一職，後因感袁世凱竊占革命成果而決意請辭，並轉往德、法等外邦研習，種下了他日後力圖透過教育改造國民性的因緣。

思想自由，相容並包

在鼓勵研究的基礎上，蔡元培亦支持學生多方參與知識活動，於是五花八門的雜誌刊物和社團相繼問世，從《國故月刊》到《新潮》，從新聞研究會到學術講演會、體育會等，遍地開花的態勢不唯落實了他念茲在茲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精神，亦使得這所曾經充滿貴族世家氣息的「官府」，潛移默化為春風化雨的全人「學府」。

曾為北大學生、後復來臺擔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曾評價蔡元培，認為他具備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同時復能廣納西方自由博愛之理想，因此才得以撐開亂離的時代，在困頓之中張羅一方理想的教、學園地；而蔡元培對大學自治的堅持、對思辨能力的看重以及對知識環境的營造，適足以說明何以「五四運動」終究得以北京大學作為肇基點，替古老的中國帶來一次振聾發聵的政治與文化啟蒙。

蔡元培故居博物館　©郭惠儀/CTPphoto

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綜覽蔡元培一生，他真正投入教育行政工作的時期共有三段，其一是民初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唐紹儀內閣的教育總長，期間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等文章，具體闡釋教育理念，並制定一系列商榷現代中國教育體系的法令；其二是應范源廉之邀主持北大校務，在位十年間雖曾數度請辭，但基本已大刀闊斧改革北大原初叢生的弊病，更將他為現代大學精心擘劃的願景藍圖付諸實踐；其三則是受聘為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他以法國經驗為基底，意圖藉由大學院和大學區的劃定，由根柢處確認「教育」自外於政治力的獨立性。

這種對於教育獨立性的追求，或也體現在蔡元培面對五四學潮的態度上── 這場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發軔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訴求的社會運動，很快就與各種除舊布新的文化思維相嵌合，雷厲風行之處，甚至可以說扭轉了中國社會近一百年來的走向。

蔡元培的藏書　©郭惠儀/CTP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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