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前藏品近七十万件，其中近百分之九十来自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近日故宫国宝破损的新闻频出，惊惹众议。这些珍宝如此惹人怜爱，不仅在于它们尊贵的身子，更在于它们坎坷的身世，以及举世无双的身价，且听杨渡老师娓娓道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二日，一艘船悄悄的从南京下关出发，航向台湾。

这是一次秘密行动。由蒋介石亲自下令，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来军舰中鼎轮来载运。中鼎轮是一艘登陆艇改装的运输舰。前一天下午，在下关装船的时候，几个单位都派人来了，他们要亲眼看著每一个箱子装上船，再派自己单位的人亲自押著箱子，到台湾去。

这些箱子的数量，总计是：故宫博物院三百廿箱，箱里有三千四百零九件文物；其中古物两百九十五箱，图书十八箱，文献七箱。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伦敦参加艺术展的八十箱珍品。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则有两百廿箱。

同时运送的，有中央图书馆的珍本书六十箱，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为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百廿箱，它拥有最珍贵的甲骨与金石古文物。此外还有外交部重要各国条约档案六十箱。

各单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员，负起完全责任。故宫派了庄尚严、刘奉璋、申若侠，中央博物院派了谭旦冏、麦志诚，其它单位也都派了专人。

©中新社

机密不密，文物船险变逃难船

想不到的是，十二月廿一日，箱子要装上船的那一天，海军人员听说有船要开到台湾，竟带著妻儿眷属，一起先赶到了码头。这些眷属的层级都不低，否则不会知道这么机密的船要开，船上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阻止，就全部放任他们上了船。等到文物到了码头要上船的时候，人都已经上去了。他们各自寻觅地方，摊开被褥，席地而卧，屈身而眠，闭目养神，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甲板上，竟然已经无一处空隙。

前来巡视文物押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上船一看，文物船竟变成了难民船，而军队纪律竟涣散如斯，整个人都气白了脸，他以杖叩地，敲打了好几下，连呼：胡闹，胡闹！他把史语所的押送同仁找来，问了几句，就匆匆驱车离去。他直接把车子开到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

这时，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也打了电话给他的同学──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宪章，他们是留英同学，有一些交情。

桂永清知道事态严重，机密押送变成公开行程，文物船变逃难船，而且海军眷属竟然先逃，这说出去能听吗？更何况此事闹不好会传到蒋介石那里去，事态严重，桂永清只好亲自上船处理。他一个个去劝导，希望眷属以国家文物为重，此船乃是特别指令，只运送文物，不得搭载无关人员。经过一番疏导，海军眷属才逐一离开。但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要他们自己好自为之，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个都不许上船。结果本来有几个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全船除了航行人员与押送人员及眷属之外，就是文物。

这整个过程显示出：随著三大战役的失败，国民党大势已去，连海军的高层都想先把眷属送走，更何况其它人。从北方的战场出来的难民，挤满了南方。而稍稍有经济能力的难民，正挤满了码头，带著金条，想购买一张船票而不可得。

©国立故宫博物院

战火下，文物长途旅行

事实上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南迁，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就开始讨论了。当时杭立武眼见东北败战，华北失利，就连络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四个单位的人，包括了：杭立武、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部长）、傅斯年（代表中研院史语所）、徐鸿宝（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人，一起到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官邸，举行会议。这几个人都是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南迁，也是有鉴于抗日战争时，故宫文物从北京迁徙到四川，一路险象环生，付出许多代价，最后才平安抵达各地暂放。抗战胜利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古文物慢慢复员，大部份运到了南京，还有一部份出国参加伦敦艺术展，想不到内战激烈，如果要迁徙，也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做到，得提早筹划。

对故宫文物与中央图书馆善本书，本来有人建议仿照抗战模式，往四川山中运，以避免战火的波及。但蒋复璁认为，对付日本那种现代化重武器，运到山沟沟里，日本确实打不进去。但是对从山中出来的共产党而言，运去山中刚好是「瓮中捉鳖」。所以他主张最好运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