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不外如此，生前追逐权势财货，死后还得追逐历史定位。尤其更迭频仍、时局紊乱的两晋六朝，之所以无法出现汉唐那样的承平治世，不少史家以「清谈误国」四字盖棺论定，罪魁祸首多半指向王衍等人。甚至王衍一生心高气傲，临终之际亦不免自省：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不只是历史定位，还是自我定位了！

东汉就有政论节目

其实，清谈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浮虚」的，它是被动与主动种种因素交相作用而成的风尚，前身可以追溯至东汉太学。

太学是古代官办最高学府，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五帝称为成均（即今日韩国成均馆大学命名由来）、夏朝称为东序、商朝称为右学、周朝称为上庠，不一而足。其设置目的，据董仲舒的话是「以养天下之士」。这些通过考核的儒生集结于此，修习儒学五经及其周边传注，以便将来步入政坛，谋得一官半职。

东汉后期，外戚摄政、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熟读论孟的儒生们，自许有扬清激浊的责任，于是群起进谏、发表弹劾，批评那些目无法纪的祸源。他们将当时臧否人物的矛头，从士族名流转向了乱臣贼子，试图避免国家走向覆灭，此即「清议」。换句话说，这是一档由太学儒生主持的政论节目。

祸从口出到多说无益

一如现今职场，同期同事、同学校友多会彼此提拔照应，那些已在政坛、未入政坛的太学学长弟们，也是相互拉抬帮衬。从武帝初期的五十人，到王莽篡汉的一万人，逐渐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正是宦官集团眼见清议集团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继而发起的「整顿」。而两次党锢之祸皆由清议集团吞下败果，宦官持续坐大，使得东汉终究迎来黄巾之乱，中原大地陷入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兵马倥偬的局面。

然而，败果归败果、坐大归坐大，党锢以后，清议风气并未消止。相反地，太学儒生情绪更形高张，似将论政一事视为己任，与宦官长期势同水火。真正使得知识份子选择噤声的，是曹氏父子。司马光《资治通鉴》有言：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曹操与曹丕，正是灭了「天下有道」最后一点火光的关键。

不给清议就清谈

清议与清谈，时常使人傻傻分不清楚。甚至魏晋当时文献，也有二者混淆互涉的情形。事实上，清议可以是清谈前身，却不是清谈本身。东汉的「清」议是清流议政；魏晋的「清」谈是清虚谈玄。前者是入世的、儒学的；后者是避世的、道家的。士大夫们从入世地、积极地兼善天下，转而避世地、消极地独善其身，很大一部份原因在于目睹孔融、杨修惹祸上身。

他俩皆与曹家交好，却让曹操欲加之罪地胡乱寻了几个藉口处决。前者是「招合徒众，欲图不轨」，后者是「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世人眼见，曾经可与曹操一搭一唱的二人，最终还是一头撞死在权力高墙之下，既然无力冲撞执政，索性率先自我审查。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数百年严丝合缝的思想真空，就此破开一丝罅隙，照进了道家的无与佛家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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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雅致的脑筋急转弯

狭义的清谈，可以如此定义─就内容言，谈的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及其延伸）；就目的言，为的是交流；就形式言，论而有丰采。

亦即，相较单人政见发表的清议，清谈则是多人哲学沙龙。政见发表是一人说、众人听，仰赖讲者魅力；哲学沙龙是一人主持、多人来回，主持魅力固然重要，水平与之不相上下的与会辩士同等重要。

既然讲究魅力，则久而久之，难免文胜于质、丰采重于论证。一般而言，学者多视何晏、王弼为清谈祖师。二人对于老庄颇有识见、能说能写，史称正始之音。然而及至王衍一代，相似的题目、同样的集会，结果却落得清谈误国，恐怕因为他「口中雌黄」的缘故。成语信口雌黄出自《晋书》，形容王衍辩论的时候，倘若逻辑不通，随即更动说词，藉由「魅力」敷衍过去，仍旧赢得众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