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逼将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辟为通商口岸，欧洲商人可以直接在上述口岸，把茶叶装船运往欧洲，不需透过陆路运输到俄罗斯，再转折进入欧洲。自此之后，武夷山的茶叶大部分是透过闽江直接运到福州或厦门出口，鲜有翻越桐木关北走江西水路。更要命的是，清政府为了筹措南京条约赔款，于各地实施厘金制度，各个省份都在交通要道重复征收厘金，这政策让从事茶叶贸易的晋商苦不堪言。再加上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之乱，战火烧到了福建和江西等地，「万里茶路」的茶源地武夷山和江西运输路线严重受阻，晋商不得不停止在福建采买茶叶，重新寻找茶源地。

砖茶之乡羊楼洞

晋商在中俄茶路沿线寻找新的茶源地，比较各地种植茶叶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发现位于鄂南地区的蒲圻和湖南交界的临湘跟武夷山产地相差不远，完全可以替代成为新的茶源地。虽然在茶叶味道上有差别，但是可以把运输路程减少一千多公里，沿途省却了不少厘金关税。

鄂南地区虽然没有像武夷岩茶、杭州龙井、云南普洱那样有名，但在三国时代就有茶叶相关记载，到了唐代鄂南茶叶开始有茶叶种植的记载，直到明代中期，为了茶马贸易的需要，将当时产于蒲圻、咸宁、崇阳、通山、通城、平江及湖南临湘一带的老青茶，皆运至羊楼洞、赵李桥加工后，就大批销往蒙古等边疆地区。

中俄茶路的兴起，欧洲对红茶的需求激增，鄂南的「蒲邑四乡皆产之，而种植较盛、获利颇多者，厥惟南乡，以其近羊楼峒（洞）茶市也。」干隆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间（一七八六至一七九五），山西茶商大盛魁进入羊楼洞设茶庄制茶，旗下当时著名茶叶生产厂家有三玉川、巨盛川，每年生产帽盒茶（砖茶的前身）约四十万公斤。到了清末，连广东茶商也到羊楼洞收购精制红茶。甚至连俄罗斯茶商也嗅到了商机，在羊楼洞开设了顺丰、阜昌和新泰等砖茶厂，随著当时战争局势的转变，俄国茶商甚至取得了更大的贸易优惠，一度垄断四周茶叶原料，使得山西晋商在竞争上逐渐失利。

羊楼洞最鼎盛的时候，年销往西北砖茶可达三十万担以上，镇上茶庄近百家，票号二十多家，人口达到三万多人，被誉为「小汉口」。

茶叶工业革命产品—砖茶

运茶之路遥远时间漫长，晋商们为了降低运费，减少损耗，便于长途运输，改变了宋代以来用米浆将茶叶粘合成饼状的办法，采用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这种「帽盒茶」，就是今日赵李桥青砖茶的前身。宣统年间修订的《崇阳县志》记载：「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于蒲圻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炒，置布袋中，揉成，再粗者，入甑蒸软，取捎细叶洒面，压做砖。竹藏贮之。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

其中在砖茶工艺上最大的改进则是来自俄国茶商，将德国报废的蒸汽机火车头拉到鄂南羊楼洞，将其蒸汽锅炉部分改造，用来蒸茶和烘干砖茶，利用其动力压轴原理改作机械压制砖茶。把红茶蒸热并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最后用蒸汽机重压之。经过三星期干燥，砖茶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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