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重视居家环境，除却价格，买房时尚须斟酌地段、交通、生活机能等条件；至若有老有小的青壮龄人士，则不免进一步将学区、医院乃至于楼层高度一并纳入购屋考量范畴。

无独有偶，若回到古代中国，这种重视物我关系、强调外在环境与本体自我间重层的互动及感应，即为风水学得以发展的肇基。如同俗谚所称:「一命、二运、三风水。」命和运皆与个人水乳交融，带有几分「天注定」的况味，而「风水」作为一门后天营筑布设的工夫，竟得以跻身影响生命造化的前三因素，显见其与人事活动之间千丝万缕的对话关系。

事实上，早在先秦典籍《诗经》、《尚书》里头，便可发现前人已有依据地貌属性，将河湖山岳加以分门别类指称的倾向；而由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二种更可知，至少在战国晚期，文献资料中已经出现有关择居的纪录。

自有汉一朝代以来，风水文化日趋盛行，但多以相类的「形法」、「相宅」等词汇指称之──「风水」二字真正浮出台面，成为这一类术数的代称，则要留待托名晋代玄学家郭璞所著之《葬书》，里头开宗明义写道：「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文中除却叙明（生）气与风、水的对应关系，更近一步申言运用的要旨：「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隋代以降，风水之说日益流布，凡举官方府院、宗教庙宇乃至于私人宅第的造建，每每须先仔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即「堪舆」本义）一番；市场需求的增加由是带动民间方术的勃发，林林总总的相地知识也逐渐为有心人收拢成体系，各成一家之言。

譬如江西发展出「形势派」，强调因地制宜与实际观测的法门，过程中不仅凸出外显的地势地貌，并发展出龙、穴、砂、水、向等要诀来论断风水吉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杨筠松（杨救贫）；至于另一大宗「理气派」，则以福建为主要活动本营，此派术士在堪舆之际，尤侧重天地玄黄间「气」的流衍生成，除却紧密结合易学及八卦体系，更进一步纳入四季时序、星象、阴阳五行等元素，内容显得较为玄奥杂博，个中大家包括在东南沿海一带享有盛名的赖文俊（赖布衣）。

万安罗盘。© 陈一年／CTPphoto

生逢其位，死得其所

十九世纪，当来自荷兰的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前往厦门进行田调之际，他观察到当地人坚实的风水信仰:「......风水是种类科学体系，教导一般人如何建墓、盖庙和造房子，以便亡灵、神祇以及生者能独享其安置处，或是尽可能让那些人受大自然有利的影响。」

将建墓、盖庙和造房子并举，事实上，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导引之下，不仅阳宅风水值得钻研考究，先祖百年以后的葬墓选址，同样适用于这套体系。正如《黄帝宅经》所言：「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换句话说，先祖归天后的长眠之地（阴宅），犹仍与家族亲属的福祸运程产生连动影响，若能将之葬于吉穴妙位，则将带给子子孙孙享不尽的荫泽；倘使入土环境欠佳，同样也将祸延后世，轻则诸事欠安，重则家破人亡，尤不宜等闲视之。

据学者刘祥光的研究，正是这份经久未衰的「利后」（泽荫子孙）思维，持续推动风水文化的日新又新；尤其是择地卜葬一脉理论，通贯其间的大原则虽同，细部尚须配合主事者自身的条件进行调校，故有「我葬出公侯，人葬出盗匪」之语，而个中的妙学巧思，则有待堪舆师进行专业析论了。

由于风水影响层面甚为深远，从阳宅动土到阴宅造葬，小及家运，大至国祚，是以翻览史料典籍，不难发现达官显要身边时常聚集一批深谙相宅相墓之理的奇人异士；他们各为其主谋事，有时还为争夺同一块福地吉位而起纷争；尤有甚者，部分当朝者甚至不惮其烦地遣派高人转往各宝地、设法破坏其风水格局，此等激烈举措，无非是担忧图谋不轨之士藉机寻龙点穴，萌生「夺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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