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 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分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 美国知名教育家、哲学家 ‧ 杜威（ John Dewey ）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正当北京大学忙著张灯结彩、庆祝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不少学者和文人亦纷纷提笔撰文，怀念两个甲子以来时移事往的黉宇岁月。由物理时间推算，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始建于一八九八年，是全中国首座官办的现代大学；可是它的金字招牌，却是要留待近三十年后，才为来人所拭亮──这名来人，就是公认的「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资料片

看似顺遂美满的仕途，却未能阻挡他对世事时局的思索。彼时戊戌变法方告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风流云散，换言之要由体制内介入维新的想望等同落空；出于对朝廷的失望，蔡元培决意辞官回乡，转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但其推行新学的理念，复又与在地保守势力产生冲突。

这些不顺遂的际遇，逐步将他推往更加基进的路数。一九〇二年起，他先后组建爱国学社、光复会，更加入密谋起义革命的同盟会；民国成立以后，在孙中山的邀请之下，蔡元培接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职，后因感袁世凯窃占革命成果而决意请辞，并转往德、法等外邦研习，种下了他日后力图透过教育改造国民性的因缘。

思想自由，相容并包

在鼓励研究的基础上，蔡元培亦支持学生多方参与知识活动，于是五花八门的杂志刊物和社团相继问世，从《国故月刊》到《新潮》，从新闻研究会到学术讲演会、体育会等，遍地开花的态势不唯落实了他念兹在兹的「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精神，亦使得这所曾经充满贵族世家气息的「官府」，潜移默化为春风化雨的全人「学府」。

曾为北大学生、后复来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曾评价蔡元培，认为他具备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同时复能广纳西方自由博爱之理想，因此才得以撑开乱离的时代，在困顿之中张罗一方理想的教、学园地；而蔡元培对大学自治的坚持、对思辨能力的看重以及对知识环境的营造，适足以说明何以「五四运动」终究得以北京大学作为肇基点，替古老的中国带来一次振聋发聩的政治与文化启蒙。

蔡元培故居博物馆　©郭惠仪/CTPphoto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综览蔡元培一生，他真正投入教育行政工作的时期共有三段，其一是民初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期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等文章，具体阐释教育理念，并制定一系列商榷现代中国教育体系的法令；其二是应范源廉之邀主持北大校务，在位十年间虽曾数度请辞，但基本已大刀阔斧改革北大原初丛生的弊病，更将他为现代大学精心擘划的愿景蓝图付诸实践；其三则是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他以法国经验为基底，意图藉由大学院和大学区的划定，由根柢处确认「教育」自外于政治力的独立性。

这种对于教育独立性的追求，或也体现在蔡元培面对五四学潮的态度上── 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发轫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诉求的社会运动，很快就与各种除旧布新的文化思维相嵌合，雷厉风行之处，甚至可以说扭转了中国社会近一百年来的走向。

蔡元培的藏书　©郭惠仪/CTP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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