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此以前（尤其宋代話本）不乏關注平民角色的作品，卻從來沒有哪位文人如他一般，如此大量、如此刻意、如此悉心地對於底層全盤描寫。如果竇娥寫的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那麼趙盼兒寫的則是出淤泥而不妖不染。

誰說妓女不能是俠女？

劇本全名「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指的是施展風月手段，拯救風塵中人。妓女引章偶遇富少周舍，以為此生有望脫離秦樓楚館，不顧姐妹、老母、初戀好言相勸，自汴京遠嫁鄭州。一來是，周舍惡霸行事本性難移；二來是，賤斥娼優觀念根深蒂固，婚後落得家暴下場。趙盼兒與宋引章惟有姐姐妹妹站起來，青樓女子團結力量大，她們決計以智取勝，扳回尊嚴。

在此劇本當中，趙盼兒儼然不單是一血肉之軀，甚至成為關漢卿筆下的符碼，象徵身處下賤卻胸懷四方的族群（七匠八娼尚且如此，何況九儒十丐；漢人尚且如此，何況南人）。一如概論所述，元代演劇所以發達，既是作者苦無出口，也是觀眾苦無出口。可以想見，此時此刻，關漢卿與趙盼兒畫上等號，作者透過書寫角色一吐怨氣，觀眾亦透過觀看角色一吐怨氣。

一朝誤墮酒肉場　一世難轉風水輪

起初，作為歌者的宋引章已墮風塵，試圖經由婚姻反轉人生，然而何嘗容易？趙盼兒早替她唱出來了：待妝個老實，學三從四德；爭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

當時對於妓戶的輕視，不是一朝一夕得以消解。只見引章如此念道「做一個張郎家婦，李郎家妻，立個婦名，我做鬼也風流的」，前頭洗白命運的天真，對比後頭事與願違的悽切，元朝社經地位之結構井然，可見一斑。

這時，宋引章其實有兩個選擇：窮儒生秀實與富二代周舍。浸淫酒肉場上日久，引章不免沾染拜金氣息，兼之「儒人顛倒不如人」的時代，讀書顯然是最無出路的職業。因而宋引章的抉擇，觀眾亦深能體諒。於是她就是偏執、就是駑鈍、就是不識好歹，口出「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對兒好打蓮花落」一類妄言，仍舊惹人憐惜。畢竟她人已在風塵，卻再墮風塵。

人在風塵，再墮風塵

第一張風塵網是先天的職業，第二張風塵網則是後天的婚姻。

原先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般不曉，無般不會的引章，離了青樓以後，這才發覺自己一點生活技能也沒有。要做一個張家郎婦、李家郎妻，顯然是不合格的。於是周舍打罵不絕，甚至在趙盼兒找上門來的時候，撂下一句「丈夫打殺老婆，不該償命」「來則有打死的，無有買休賣休」，則婦女地位昭然若揭。

學者廖奔與劉彥君有一段文字，形容關的戲劇組織──一方面能從人物的現實處境出發，展開衝突，將矛盾一步步引向高潮；一方面又安排轉折移步換形，變化多端，使人無法預測情節的發展。──不但專指所有劇作的整體結構，光是《救風塵》一齣，用以形容宋引章與趙盼兒的角色功能同樣成立。

©王盈穎/ 旅讀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成日流連煙花的周舍，懂得甜言蜜語騙來感情；終年任職青樓的盼兒，又怎麼可能不懂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自承娼家女「慣性發誓」，係趙以風月手段拯救宋於風塵之中的又一例證。後設看來，也等於是關漢卿本身對於天命的嘲弄。花花公子如周舍，一生說盡多少謊言，卻怎麼一旦對著明香寶燭、一旦指著皇天后土，那些謊言隨即具備效力了呢？

尤其元代社會體制使然，當朝作品不約而同出現虛無和宿命的傾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因果輪迴的成份或多或少都在雜劇裡頭出現。人的力量被削弱，天命被弘揚到了一個極高的位置，幸與不幸都來自於神，這是莫可奈何的時代印記。趙盼兒一席話不但反制周舍，同時叩問上蒼：假如真有善惡果報，哪來這麼多的生靈塗炭？──可以想見，當時演出，廣大觀眾聽聞趙的呼喊，思及自身，不免眼熱心酸。

可愛又迷人的正派角色

表面上《救風塵》不如關的其餘作品，比諸《 緋衣夢》或《蝴蝶夢》一般，怒髮衝冠、壯懷激烈。

就是對於政經與體制、個體與命運、空間與時代的投訴，亦隱隱約約， 縮至最小，整個劇本彷彿只是一張浮世繪。卻正因為相隔一層，如同盼兒之於引章的旁觀者清，你我之於盼兒同樣旁觀者清，她的風月手段、風塵處境才更使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關漢卿以輕巧的節奏、靈動的語言調度了一個無懈可擊的故事。《竇娥冤》所以雋永，在於命運使然；《救風塵》所以耐讀，卻是性格使然。學者徐子方說：「在她身上既無值得諷刺和嘲弄之處，又無『恰當中的不恰當』從而招惹幽默微笑之處。」興許正是如此，趙盼兒不畏女性／妓戶雙重弱勢，自信挑戰男性／富家雙重優勢，使得歷來萬千觀者與讀者，能夠從中賦予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