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廿六歲的費孝通拄著雙枴，來到了姊姊費達生居住的江蘇開弦弓村。這位清癯的年輕人，勤快地穿街走巷，開始為期兩個月的細緻田野調查；村裡的人開始覺得眼前的年輕人和一般墨守成規、死讀書的學生很不同，殊不知他除了身負腳傷之外，更在不久前經歷了喪妻之痛。

費孝通承受著椎心蝕骨的痛楚，苦心進行田野調查，寫就《江村經濟》一書。這本書被奉為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從這次調查開始，費孝通亦將「中國城鄉發展的道路」，作為他一生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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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之力作兩人之功

吳文藻力倡「社會學中國化」，他鼓勵學生要走出課堂，進行實際調研；而當時燕京大學的客座教授派克（Robert EzraPark），也鼓勵費孝通從現實中去了解社會，尤其應關注家庭和婚姻等私領域面向。一九三五年夏，費孝通即將從清華大學社會系人類學研究院畢業，且取得了該校公費留學資格。出國前夕，導師吳文藻安排他參加廣西省政府「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室」設立的研究特種民族調查（苗、侗、壯族等）的課題。

當時，費孝通打算偕同女友王同惠一同前往廣西，然而在風氣保守的三〇年代，若雙方以男、女同學身分單獨出行，難免牴觸傳統風俗，兩人遂決定在暑假一開始，先假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舉行簡樸婚禮，之後便步入廣西瑤山的調查之途。

沒想到，這次田野調查兼蜜月旅行，竟成為兩人的生死之別──費孝通在瑤山調查時，因誤入捕虎陷阱而身負重傷，同行的王同惠在下山求援之際，竟不幸跌落深淵而身亡。為此感到哀痛欲絕的費孝通，事後曾胡亂吞藥，乃至於撞石自盡皆未果，因此他幡然醒悟道：「同惠不讓我跟她同葬在大瑤山，就是要我以一人之力作兩人之功。」改換想法後，他就此化悲憤為力量，益發勤勉於治學。

一九三六年，他帶著前此在開弦弓村（費孝通名為「江村」）耗時近兩個月方完成的調研資料，踏上前往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求學的道路。兩年後，費孝通完成了他的論文《江村經濟》，國際人類學核心人物、同時亦為其指導教授的馬林諾斯基（Bronis awMalinowski）盛讚此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的里程碑，同時把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的問題帶向了世界。

費孝通正是懷著對愛妻追悼的深情力量，促成此書誕生。當打開《江村經濟》這本書，讀者將可看見這樣一行卷首語：「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

魁閣時期歷經烽火

費孝通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此時抗日烽火已遍燃中國各地，他毅然放棄留在英國的舒適圈，選擇回國，擔任雲南大學教授。費孝通輾轉到了昆明後，即刻加入吳文藻組建的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研究所」。費孝通那時認為：「文人自有參戰的辦法，那就是認清我們的國情。」由於日軍飛機頻繁轟炸昆明，經由吳文藻介紹，費孝通和他的學生選定呈貢縣古城村南門外的魁星閣（之後簡稱「魁閣」）作為他們工作的場所。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拜訪過魁閣，她曾寫道：「這是一間三丈見方的斗室，如果同時有三個來客就轉不過身來。……物質條件很差，但艱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確的工作目標，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生命的開始

一九五七年，在反右行動中，費孝通因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便遭問責、甚至被打成右派敵人。

一九八〇年，費孝通獲得平反，他又回到鍾愛的學術圈了。費孝通把摘除「右派」高帽的那天稱為「第二次生命的開始」，其時他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儘管如此，他仍相當珍惜僅存的光陰，自此，他開始到全國各地農村、工廠、小城鎮觀察眾人如何生活，並提出自己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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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農民找一條出路，成為費孝通一生的課題。 費孝通這一生三訪溫州、三訪民權、四訪貴州、五上瑤山、六訪河南、七訪山東、八訪甘肅、廿七次訪江村。他提出的蘇南、珠江、溫州等各具特色的地區發展模式和區域發展的構想，迄今仍深遠地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這位上山下鄉的人文學者結束了「行萬里路為社會治病」的一生，享年九十五歲。誠如墓碑上引述其自言的銘文：「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現今在中國農村享受繁榮經濟的人，定不會遺忘這位慈祥老人做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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