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〇年代的中國，由於正值內政、外交的反復煎熬，社會屢屢呈現屼臲不安的氛圍； 而在這樣戰亂頻傳的世局中，來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卻自甘捨棄原本豐足的生活， 決意前往遠東前線行醫，為了實踐共產主義理想而拋頭顱灑熱血⋯⋯

一八九〇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鎮（ Gravenhurst ），本名HenryNorman Bethune的白求恩，自幼成長於宗教氣氛十分濃郁的家庭；儘管父母親均為教會神職人員，然而白求恩日後卻選擇踵繼祖父的行醫志業，更因個人的生命經歷而獲得別樣的思想啟蒙，自此走上共產主義的無神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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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白求恩不意感染了肺結核，為免疫疾進一步擴散，他只得暫別妻子，獨自前往美國東北部的療養院避居──這樣的疾病在當時雖非不治之症，卻猶仍以高死亡率和高傳染率，令群眾聞之色變。除卻休生靜養，期間白求恩研閱了一篇討論人工氣胸新療法的文章，他在評估過後便決意放手一搏、以身試術，幸虧過程一切順利，其病況果真也隨之好轉；也由於此次罹病的經驗，促使他開始思索疾病與階級的潛在關係：「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前者能康復，後者卻只得等死。」箇中差別，無非在於其所掌握的資源多寡罷？換言之，疾病本身不唯表徵生理狀況的異變，背後或還指涉更廣大的社會結構議題。

意識到這層關聯後，白求恩更加堅定自己「為人民服務」的心志。一九三五年，從莫斯科國際生理學大會歸來的他，開始大力鼓吹社會主義式的醫療制度，並正式成為加拿大共產黨黨員；此外他更曾以支持國際反法西斯志願者的身分投身西班牙內戰，組織流動輸血隊、參與戰地醫療等救助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白求恩在一場宴會上遇見了來自中國的教育家陶行知。在聽聞陶行知介述盧溝橋事變以降中、日抗戰的局勢變化後，白求恩遂向他表示：「如果需要，我願意到中國去。」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同年年底，白求恩即轉赴紐約，並接受國際援華委員會的資助、組建了一支聯合醫療團隊，為接下來的遠東之旅進行準備。

從泰西到遠東

於是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距這次會面不過月餘光景，白求恩便率領一支新近成立醫療的團隊，投身晉察冀邊區（即今山西、察哈爾、河北一帶接壤之地）的救治工作。羈旅異地期間，白求恩一方面指導當地的匠師，協同製作簡易的手術用器具，二方面則加強醫護人員的技能培訓，並盡可能普及急救、清創等基礎知識；尤有甚者，他還設法替醫護學校撰作教材，鼓勵地方百姓踴躍捐血給亟待手術治療的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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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其所奉為圭臬的名言：「醫生不應當坐等病人上門問診，反而應該主動前往病患的身邊。」擔任晉察冀軍區醫療顧問的白求恩日夜逡巡，一步步打造他的「流動野戰醫院」──他跟隨大打游擊戰的共軍出入險境，又能運用破廟、廢宅等空間布置出簡要手術基地；據歷史學家史景遷（ Jonathan D.Spence ）描述，儘管一切因陋就簡，但「假若日軍接近流動醫院，而當地部隊又無法阻止日軍前進，白求恩等人在十分鐘之內便能收拾一切器材，安然撤退。行動不便的傷員則藏身當地村落⋯⋯」行事如此利索，自然能於喋血沙場發揮機動性醫療功能。

綜覽白求恩在中國行醫的歷程，實則未屆滿兩年，可是他所放射出來的能量，卻是同時代的許多醫者難以望其項背的。在他逝世後，毛澤東特別撰作〈紀念白求恩〉一文，紀念這名身先士卒的先驅。降及一九七〇年，中、加二國宣告建交，在雙方著意的推波助瀾下，復使白求恩之名再度浮出歷史地表，由一位戰地醫者的身分舁升至跨國英雄的地位──相較於生前，此番戲劇化的哀榮，或許也是他本人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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