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唐僧西遊，日僧同樣西遊，西遊終點正是大唐帝國。

沒有交通工具的時代，僧侶渡海取經，心理上基於宗教熱情，實質上憑藉政府資助。

經由聖德太子擺平尊佛斥佛兩黨鬥爭以後，佛教正式成為日本統治國家的方式之一，莘莘學子領著獎學金前仆後繼來到中國，帶回當時公認為尖端科技的學說。

而這一條萬般險阻的西遊之路，開啟的不只是宗教往來，也是經濟、文化、知識的交通。

打從聖德太子頒布「篤敬三寶（佛法僧）」條例以來，日本便有意透過佛教作為國家經營的中心德目，卻也因此發展出與中國截然不同的佛教流派。

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

日本佛教，幾乎是以護國團體這樣的公家機關形式納入政府體系的。奈良時代僧侶的禮遇較諸唐朝尤有過之，相對地，他們同樣必須肩負某些義務，比如祈禱、研究、醫療等等，當時日本僧侶可以說是高級公務員。

如果說僧侶是公務員，則寺院是各級部門，有其建制及階層。有鑑於佛教只在首都圈子／上流社會之間流傳，為了普及全國，聖武天皇下令各省各縣設置功能宛如市政府的國分寺，而位於奈良的東大寺正是全國國分寺之首，如此向下扎根，達到「從地方包圍中央」的護國作用。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奈良地理位置在京都以南，往後多以南都稱之，飛鳥奈良時代的佛教也稱為南都佛教。南都佛教除了「國有」色彩濃厚以外，另一特點則是學術意味濃厚。當時，國家寺廟就像中央研究院，下轄諸多派系學院，有系主任，有正教授、副教授、研究生。每一寺院或有自己專精的宗派，卻也不吝旁徵博引、彼此論辯（空海著作《三教指歸》即假想三人論戰，藉以討論儒釋道三教優劣，可以想見當時論辯風氣十分盛行），在此情況下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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