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博物院目前藏品近七十萬件，其中近百分之九十來自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近日故宮國寶破損的新聞頻出，驚惹眾議。這些珍寶如此惹人憐愛，不僅在於它們尊貴的身子，更在於它們坎坷的身世，以及舉世無雙的身價，且聽楊渡老師娓娓道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二日，一艘船悄悄的從南京下關出發，航向臺灣。

這是一次秘密行動。由蔣介石親自下令，讓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派出來軍艦中鼎輪來載運。中鼎輪是一艘登陸艇改裝的運輸艦。前一天下午，在下關裝船的時候，幾個單位都派人來了，他們要親眼看著每一個箱子裝上船，再派自己單位的人親自押著箱子，到臺灣去。

這些箱子的數量，總計是：故宮博物院三百廿箱，箱裡有三千四百零九件文物；其中古物兩百九十五箱，圖書十八箱，文獻七箱。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倫敦參加藝術展的八十箱珍品。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則有兩百廿箱。

同時運送的，有中央圖書館的珍本書六十箱，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為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一百廿箱，它擁有最珍貴的甲骨與金石古文物。此外還有外交部重要各國條約檔案六十箱。

各單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員，負起完全責任。故宮派了莊尚嚴、劉奉璋、申若俠，中央博物院派了譚旦冏、麥志誠，其它單位也都派了專人。

©中新社

機密不密，文物船險變逃難船

想不到的是，十二月廿一日，箱子要裝上船的那一天，海軍人員聽說有船要開到臺灣，竟帶著妻兒眷屬，一起先趕到了碼頭。這些眷屬的層級都不低，否則不會知道這麼機密的船要開，船上的工作人員不知如何阻止，就全部放任他們上了船。等到文物到了碼頭要上船的時候，人都已經上去了。他們各自尋覓地方，攤開被褥，席地而臥，屈身而眠，閉目養神，如入無人之境。整個甲板上，竟然已經無一處空隙。

前來巡視文物押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上船一看，文物船竟變成了難民船，而軍隊紀律竟渙散如斯，整個人都氣白了臉，他以杖叩地，敲打了好幾下，連呼：胡鬧，胡鬧！他把史語所的押送同仁找來，問了幾句，就匆匆驅車離去。他直接把車子開到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辦公室。

這時，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也打了電話給他的同學──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周憲章，他們是留英同學，有一些交情。

桂永清知道事態嚴重，機密押送變成公開行程，文物船變逃難船，而且海軍眷屬竟然先逃，這說出去能聽嗎？更何況此事鬧不好會傳到蔣介石那裡去，事態嚴重，桂永清只好親自上船處理。他一個個去勸導，希望眷屬以國家文物為重，此船乃是特別指令，只運送文物，不得搭載無關人員。經過一番疏導，海軍眷屬才逐一離開。但他們恨得咬牙切齒，要他們自己好自為之，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個都不許上船。結果本來有幾個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全船除了航行人員與押送人員及眷屬之外，就是文物。

這整個過程顯示出：隨著三大戰役的失敗，國民黨大勢已去，連海軍的高層都想先把眷屬送走，更何況其它人。從北方的戰場出來的難民，擠滿了南方。而稍稍有經濟能力的難民，正擠滿了碼頭，帶著金條，想購買一張船票而不可得。

©國立故宮博物院

戰火下，文物長途旅行

事實上故宮、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文物南遷，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就開始討論了。當時杭立武眼見東北敗戰，華北失利，就連絡了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四個單位的人，包括了：杭立武、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杰（外交部長）、傅斯年（代表中研院史語所）、徐鴻寶（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等人，一起到行政院長翁文灝的官邸，舉行會議。

這幾個人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理事會成員，舉行會議討論南遷，也是有鑑於抗日戰爭時，故宮文物從北京遷徙到四川，一路險象環生，付出許多代價，最後才平安抵達各地暫放。抗戰勝利後，又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古文物慢慢復員，大部份運到了南京，還有一部份出國參加倫敦藝術展，想不到內戰激烈，如果要遷徙，也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做到，得提早籌劃。

對故宮文物與中央圖書館善本書，本來有人建議仿照抗戰模式，往四川山中運，以避免戰火的波及。但蔣復璁認為，對付日本那種現代化重武器，運到山溝溝裡，日本確實打不進去。但是對從山中出來的共產黨而言，運去山中剛好是「甕中捉鱉」。所以他主張最好運到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