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不外如此，生前追逐權勢財貨，死後還得追逐歷史定位。尤其更迭頻仍、時局紊亂的兩晉六朝，之所以無法出現漢唐那樣的承平治世，不少史家以「清談誤國」四字蓋棺論定，罪魁禍首多半指向王衍等人。甚至王衍一生心高氣傲，臨終之際亦不免自省：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這不只是歷史定位，還是自我定位了！

東漢就有政論節目

其實，清談也並非一開始就是「浮虛」的，它是被動與主動種種因素交相作用而成的風尚，前身可以追溯至東漢太學。

太學是古代官辦最高學府，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名稱。五帝稱為成均（即今日韓國成均館大學命名由來）、夏朝稱為東序、商朝稱為右學、周朝稱為上庠，不一而足。其設置目的，據董仲舒的話是「以養天下之士」。這些通過考核的儒生集結於此，修習儒學五經及其周邊傳注，以便將來步入政壇，謀得一官半職。

東漢後期，外戚攝政、宦官專權、農民起義，熟讀論孟的儒生們，自許有揚清激濁的責任，於是群起進諫、發表彈劾，批評那些目無法紀的禍源。他們將當時臧否人物的矛頭，從士族名流轉向了亂臣賊子，試圖避免國家走向覆滅，此即「清議」。換句話說，這是一檔由太學儒生主持的政論節目。

禍從口出到多說無益

一如現今職場，同期同事、同學校友多會彼此提拔照應，那些已在政壇、未入政壇的太學學長弟們，也是相互拉抬幫襯。從武帝初期的五十人，到王莽篡漢的一萬人，逐漸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東漢末年的兩次黨錮之禍，正是宦官集團眼見清議集團可能威脅自身利益，繼而發起的「整頓」。而兩次黨錮之禍皆由清議集團吞下敗果，宦官持續坐大，使得東漢終究迎來黃巾之亂，中原大地陷入了長達三百餘年的兵馬倥傯的局面。

然而，敗果歸敗果、坐大歸坐大，黨錮以後，清議風氣並未消止。相反地，太學儒生情緒更形高張，似將論政一事視為己任，與宦官長期勢同水火。真正使得知識份子選擇噤聲的，是曹氏父子。司馬光《資治通鑑》有言：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曹操與曹丕，正是滅了「天下有道」最後一點火光的關鍵。

不給清議就清談

清議與清談，時常使人傻傻分不清楚。甚至魏晉當時文獻，也有二者混淆互涉的情形。事實上，清議可以是清談前身，卻不是清談本身。東漢的「清」議是清流議政；魏晉的「清」談是清虛談玄。前者是入世的、儒學的；後者是避世的、道家的。士大夫們從入世地、積極地兼善天下，轉而避世地、消極地獨善其身，很大一部份原因在於目睹孔融、楊修惹禍上身。

他倆皆與曹家交好，卻讓曹操欲加之罪地胡亂尋了幾個藉口處決。前者是「招合徒眾，欲圖不軌」，後者是「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世人眼見，曾經可與曹操一搭一唱的二人，最終還是一頭撞死在權力高牆之下，既然無力衝撞執政，索性率先自我審查。漢武帝罷黜百家以來，數百年嚴絲合縫的思想真空，就此破開一絲罅隙，照進了道家的無與佛家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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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雅緻的腦筋急轉彎

狹義的清談，可以如此定義─就內容言，談的是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及其延伸）；就目的言，為的是交流；就形式言，論而有丰采。

亦即，相較單人政見發表的清議，清談則是多人哲學沙龍。政見發表是一人說、眾人聽，仰賴講者魅力；哲學沙龍是一人主持、多人來回，主持魅力固然重要，水平與之不相上下的與會辯士同等重要。

既然講究魅力，則久而久之，難免文勝於質、丰采重於論證。一般而言，學者多視何晏、王弼為清談祖師。二人對於老莊頗有識見、能說能寫，史稱正始之音。然而及至王衍一代，相似的題目、同樣的集會，結果卻落得清談誤國，恐怕因為他「口中雌黃」的緣故。成語信口雌黃出自《晉書》，形容王衍辯論的時候，倘若邏輯不通，隨即更動說詞，藉由「魅力」敷衍過去，仍舊贏得眾人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