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生存者們都能安全逃難，祝你們好運。」──《屍速列車》

南韓政府醜聞沸沸揚揚，關於該國的美善與陰暗之討論再度浮上檯面。過去十年韓流大行其道，戲裡俊男美女溫柔敦厚，在在與戲外的階級倫理僵化腐敗形成強烈對比。相較電視劇尺度呆板（當然也有少數傑作），韓國電影無論反映現實之全面、挖掘真相之勇氣，放眼亞洲實屬罕見。但卻直到《屍速列車》平地一聲雷起，台灣觀眾始對韓國電影整體素質有一初步認識。上映前後，片商行銷策略主打「年度最佳爽片」，容易讓人忽略《屍速列車》背後真意。透過喪屍與人類、列車與外界、首爾與釜山、現在與明天種種觸碰（人類當中又有善惡之分，列車當中又有車廂之別），把諸多角色一路擠壓到「人生唯有當下與彼此」的逼仄程度，最終煥發生命的扭曲或光芒。

時間與空間隨著觀影過程不斷收窄，電影的戲劇曲線也如小玉說書層見疊出，幾乎容不下一秒喘息（乃至結束前的一分鐘，編導也還是加入了讓人幾乎窒息的插曲）。如此「爽片」獲得票房成功並不意外，難得的是自首映以來壓倒性的好評，尤其在亞洲國家掀起街談巷議的風潮，實是因為片中列車像是一微型社會，有著至為典型的父親／丈夫、長者／智者、富者／權者，甚至典型得不忍卒睹，儼然一齣官場現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