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重視居家環境，除卻價格，買房時尚須斟酌地段、交通、生活機能等條件；至若有老有小的青壯齡人士，則不免進一步將學區、醫院乃至於樓層高度一併納入購屋考量範疇。

無獨有偶，若回到古代中國，這種重視物我關係、強調外在環境與本體自我間重層的互動及感應，即為風水學得以發展的肇基。如同俗諺所稱：「一命、二運、三風水。」命和運皆與個人水乳交融，帶有幾分「天注定」的況味，而「風水」作為一門後天營築布設的工夫，竟得以躋身影響生命造化的前三因素，顯見其與人事活動之間千絲萬縷的對話關係。

事實上，早在先秦典籍《詩經》、《尚書》裡頭，便可發現前人已有依據地貌屬性，將河湖山岳加以分門別類指稱的傾向；而由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簡《日書》二種更可知，至少在戰國晚期，文獻資料中已經出現有關擇居的紀錄。

自有漢一朝代以來，風水文化日趨盛行，但多以相類的「形法」、「相宅」等詞彙指稱之──「風水」二字真正浮出檯面，成為這一類術數的代稱，則要留待托名晉代玄學家郭璞所著之《葬書》，裡頭開宗明義寫道：「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文中除卻敘明（生）氣與風、水的對應關係，更近一步申言運用的要旨：「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

隋代以降，風水之說日益流布，凡舉官方府院、宗教廟宇乃至於私人宅第的造建，每每須先仔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即「堪輿」本義）一番；市場需求的增加由是帶動民間方術的勃發，林林總總的相地知識也逐漸為有心人收攏成體系，各成一家之言。

譬如江西發展出「形勢派」，強調因地制宜與實際觀測的法門，過程中不僅凸出外顯的地勢地貌，並發展出龍、穴、砂、水、向等要訣來論斷風水吉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楊筠松（楊救貧）；至於另一大宗「理氣派」，則以福建為主要活動本營，此派術士在堪輿之際，尤側重天地玄黃間「氣」的流衍生成，除卻緊密結合易學及八卦體系，更進一步納入四季時序、星象、陰陽五行等元素，內容顯得較為玄奧雜博，箇中大家包括在東南沿海一帶享有盛名的賴文俊（賴布衣）。

萬安羅盤。© 陳一年／CTPphoto

生逢其位，死得其所

十九世紀，當來自荷蘭的漢學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前往廈門進行田調之際，他觀察到當地人堅實的風水信仰：「......風水是種類科學體系，教導一般人如何建墓、蓋廟和造房子，以便亡靈、神祇以及生者能獨享其安置處，或是盡可能讓那些人受大自然有利的影響。」

將建墓、蓋廟和造房子並舉，事實上，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導引之下，不僅陽宅風水值得鑽研考究，先祖百年以後的葬墓選址，同樣適用於這套體系。正如《黃帝宅經》所言：「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墳墓川岡，並同茲說。」換句話說，先祖歸天後的長眠之地（陰宅），猶仍與家族親屬的福禍運程產生連動影響，若能將之葬於吉穴妙位，則將帶給子子孫孫享不盡的蔭澤；倘使入土環境欠佳，同樣也將禍延後世，輕則諸事欠安，重則家破人亡，尤不宜等閒視之。

據學者劉祥光的研究，正是這份經久未衰的「利後」（澤蔭子孫）思維，持續推動風水文化的日新又新；尤其是擇地卜葬一脈理論，通貫其間的大原則雖同，細部尚須配合主事者自身的條件進行調校，故有「我葬出公侯，人葬出盜匪」之語，而箇中的妙學巧思，則有待堪輿師進行專業析論了。

由於風水影響層面甚為深遠，從陽宅動土到陰宅造葬，小及家運，大至國祚，是以翻覽史料典籍，不難發現達官顯要身邊時常聚集一批深諳相宅相墓之理的奇人異士；他們各為其主謀事，有時還為爭奪同一塊福地吉位而起紛爭；尤有甚者，部分當朝者甚至不憚其煩地遣派高人轉往各寶地、設法破壞其風水格局，此等激烈舉措，無非是擔憂圖謀不軌之士藉機尋龍點穴，萌生「奪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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