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藏經洞被發現前，莫高窟千佛洞歷代的藝術遺產便率先獲得各界認肯。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匈牙利地質學家洛克齊教授（ Lajos De Loczy ） 在考察地質途中行經敦煌，親睹了千佛洞之美。一九〇二年，在德國漢堡召開的東方學大會上，這位地質學家對於千佛洞的精美壁畫和豐富的塑像，做出相當高的評價，以為冠絕東方，而這些敘述吸引了英籍匈牙利人探險家斯坦因（ Marc AurelStein ），將敦煌列入他第二次 中亞考察的路線目標。

斯坦因  ©資料片

冒充玄奘取經的洋和尚

一九〇七年春天，斯坦因在前去新疆以東考察的路上，由一位土耳其商人扎希德伯克口中聽說敦煌莫高窟發現一批古文獻，便馬不停蹄地趕往敦煌；他在英國駐喀什領事的推薦下，聘僱一位名叫蔣孝琬的中國師爺為秘書，蔣孝琬的古文功底不錯，也成為斯坦因考察敦煌的居中買辦人物。

在蔣孝琬的建議下，斯坦因決定不與王道士討論學術與考古；相反的，在蔣師爺與王道士的閒聊過程中，斯坦因側面得知王道士十分崇拜《西遊記》中的玄奘和尚，便佯意說道：「當年唐玄奘前往天竺取經，如今自己卻是從印度跋涉，也是來取經的 ──你發現的藏經洞和我的到來，都是冥冥中自有安排的。」這番似是而非的說辭，復加上蔣師爺的敲邊鼓，使得斯坦因儼然樹立起東來取經的洋玄奘形象。

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裡，王道士將一卷卷的文書由窟洞中抱出，任由蔣孝琬和斯坦因挑選，最後則以二百兩馬蹄銀的低廉價格，取得了敦煌寫本二十四箱、絹畫和其他古物等五箱，斯坦因在給好友阿倫的信中興奮地寫道：「這個價錢在歐洲，也就能買到一片梵文貝葉外加幾件古物而已。」一九〇七年夏天斯坦因離開敦煌，同年秋天，復修書一封予王道士，並安排蔣孝琬秘密前往千佛洞，又從他手中取得二百三十捆文書、手稿三千多卷寫本 ── 斯坦因最終所得文書，共約一萬一千件，後來主要收入於大英博物館和印度國家博物館。

法式的精選工程

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二日，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Paul Eugène Pelliot ）一行人來到敦煌，這是由於前此他聽聞敦煌藏經洞文獻的事，並曾親眼目睹藏經洞中出土的唐人手稿，讓他感到極為震撼，於是決意立即放棄考察吐魯番的計畫，日夜兼程趕到敦煌。

同年三月三日，伯希和總算進入藏經洞，這位精通十多種語言的漢學家，立即被眼前珍貴的文獻和器物震懾住了！往後的三個星期中，伯希和守著昏暗的燭光，以每天閱讀一千卷的飛快速度披沙揀金，選出標有年代、帶有題記的文獻以及非漢語的文獻若干，他整理出最精華的七千卷文書，並以五百兩銀子換得 ──雖然就量而言無法和斯坦因分庭抗禮，但其內容卻是藏經洞寫本當中最具價值的部分。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

雖然清廷已下令將藏經洞文物運送回京，但王道士卻老早將箇中精粹私藏起來，而這也引發另一波的盜寶行動。伯希和之後，日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探險家以及俄國的東方學者鄂登堡（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 ）也先後來到敦煌， 其中，又以美國學者華爾納（ Langdon Warne ）的竊取方 式最為粗暴！他利用化學溶液剝離莫高窟十餘幅唐代壁畫精品，有時甚至逕使用刀鏟，直接將壁畫鏟下、切分成殘片帶走；當他再度率考察隊前去莫高窟時，因老百姓憤然抗議，並發動群起監視和抵制，他才草草結束相關行動。

至此，各國探險者在敦煌的盜寶行動才畫下句號；不幸的是，藏經洞的文物精華亦已星散於世界各地。斯坦因等人竊劫敦煌遺書的消息頻傳，降及一九〇八年冬天，清廷迫於輿論壓力，遂下令將所有殘存經卷運到北京廣化寺，期間由甘肅布政使何彥升負責押運。

如此周折再三，後世研究者因而推敲出結論：「散落於世界各地的敦煌遺書中，以英國最多、法國最精、俄國最雜、日本最密，中國則最散。」三言兩語，道盡了敦煌遺書歷經的劫難。而史學大家陳寅恪更由衷發出感喟：「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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