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七年首批世界遺產成功登錄後，中國大陸便颳起一陣申遺熱潮，歷時卅餘年，方興未艾。

這股高漲的熱情背後，並不僅僅出於文化保護目的，貌似更多著眼於「金字招牌」傍身後，來自中央政府的開發資金挹注及巨大門票收益。二〇〇〇年，山西平遙古城申遺成功後，隔年門票收入立即翻漲三十倍，足以一窺其經濟效益，更別說還有長城、兵馬俑、九寨溝等經典景點的珠玉在前。

驚人的開發收益、對民生經濟的肉眼可見的改善，結合地方官員對爭取政績的需求，三者一拍即合，創造了前所未見的申遺狂熱──上至省級政府下至地方單位，爭相舉債投入人力物力，只求搭上這班經濟發展高速列車。

據中國大陸世界文化遺產資訊產業中心資料，中國大陸總計有兩百多處地點正積極籌備申遺，其中六十二處納入預備清單。假設每一項目耗時五到十年籌備，少說得投入幾億人民幣資金，鉅額前期投入，使得一朝「鯉躍龍門」之後，往往隨之而來的是大肆開發與天價門票。最終，遺產的文化價值不但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反而遭受人為破壞。

本質上，經由利益驅動的中國式申遺，與世界遺產計畫「保護瀕危遺產」的初衷並不相容──文化資產的維護與保持所費不貲。近年來，早期熱衷申遺的歐美大國紛紛因不堪重負而停止申報，比如美國在一九九五年後就不再積極參與，而將相關資金轉移到國內遺產保護；英國也於二〇〇八年宣告，由於維護和修葺費用遠大於旅遊效益，因此決議退出。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民間漸漸醞釀出對申遺狂熱的反思，一如今年三月甫卸任的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單霽翔所說，「申遺只是一種較好的選擇，而絕非唯一選擇。」成為世界遺產更多地意味著保護全人類共有遺產的責任和承諾，遠不僅是觀光開發的宣傳手法，相關單位應「用理性和科學的態度對待申遺，端正申遺目的」。

終歸，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文化遺產為代價，殺雞取卵式的申遺路只會越行越窄。適逢近年中國大陸也許有望取代義大利，成為世界遺產總數最大國，是該暫緩腳步，思考如何平衡保護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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